2015年1月20日上午，滁州市公路局城北治超檢測站原二中隊隊長陳明義、四中隊隊長薛松受賄案在全椒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。全椒縣交通運輸局組織農村公路局、國家公路分局、運管所和局機關執(zhí)紀執(zhí)法人員近百人著裝旁聽了此次開庭�？粗�昔日同行站在被告席上，低頭服罪，內心無不受到震撼。

在兩年執(zhí)法檢測中，涉案人員共計收受他人賄賂300余萬元，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100余萬元。隨后，涉案馮勇、侯明、后承誠、陳明義、薛松等15人均被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。

此案，還牽扯涉嫌違規(guī)違紀數(shù)十人。

這種涉案違法違紀人員之多、范圍之廣、數(shù)額之大、影響之惡劣，在我市交通系統(tǒng)是絕無僅有的。

編造借口，尋求安慰
“廉生威，公生明。”不甘清貧的公職人員，肯定對此不會有著深刻的認識，抑或充耳不聞。他們想要“脫貧”，自然更多的是利用手中的職權謀取私利。為此，他們還編造了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，給自己不法之舉尋求安慰。

侯明等人以工資太低，工作辛苦，吃飯沒錢，為兄弟們發(fā)點好處費、發(fā)點福利、充些電話費等為由，編造借口收受賄賂。

原二郎治超站中隊長張慶斌說，“我們中隊還專門讓一名隊員當會計，對于分剩下來的錢用于自己中隊的私下集體開支，如在節(jié)假日所有隊員及家屬一起包車外出旅游、吃飯、聚會，或集體出份子及逢年過節(jié)到少數(shù)領導家去看看等。即使‘公份’錢用完了，隊員間都在比著干，也會各顯神通搞處罰，找財源。”

滁東治超站的一位中隊長竟然以家里經濟困難為由向“黃牛”借兩萬元錢，直到案發(fā)時還沒有還。調查組在核證時，被借錢的“黃牛”說，他向我借錢我心里已經有數(shù)，那明顯是在問我要錢，當時我就想這錢肯定是“肉包子打狗了”。

通風報信，自由裁量
在實際的“治超”執(zhí)法過程中，“治超”人員對處罰的自由裁量權空間很大。從查出的滁州3個治超站來看，他們以走簡易處罰程序、就低處罰等方式，在收取貨運車主、物流企業(yè)主“好處費”后，對超載車輛象征性處罰一下。

更有甚者，治超員和車老板串通一氣，通風報信。有時，他們與車老板提前電話聯(lián)系，對設置標識的超載超限車輛，如在車上放有“江蘇陳某”的牌子，或者看到車老板告訴的車牌號碼等就直接放行；有時直接告訴車老板什么時間沒人查、什么線路行車不查。

對于那些沒有送好處的超載超限車輛的檢查，他們卻是另外一副嘴臉，“公事公辦”，嚴格按照治超處罰制度執(zhí)行，尤其是外地牌照車輛。

一位江蘇南京的車老板說，“剛開始我們到滁州來拉貨總是小心翼翼，平時根本不敢超載，但還是經常被處罰，而那些滁州、天長等本地車明顯超載，卻暢通無阻，我當時真得很氣憤，社會風氣都被他們搞壞了。后來通過同行介紹我突然明白了，就找熟悉的人出面，在每年的節(jié)假日之前事先送上現(xiàn)金或者購物卡，對于站長、中隊長還要另外送煙酒，之后我的車隊也就享受和當?shù)剀囈粯拥拇�遇了，暢行無阻。”

車老板戴某說，“我們送錢也是沒有辦法，因為沒有文化，從小出門在外只會開車，靠開車拉貨來養(yǎng)家糊口，我上有八十歲的父母，下有兒女上學讀書，送給他們錢其實我的心也在滴血，懲處他們也算罪有應得。”

逃避調查，訂立攻守同盟
犯罪分子罔顧法律、為虎作倀的時候，不會忌憚法律的威嚴。

而一旦事情敗露，又不免慌了手腳。

在查處原滁東治超站中隊長侯明時，滁東站其他三個中隊長陳文斌、張梅生、宋金星等人先后兩次到茶樓商定對策，如何對付調查組的調查。

當滁東治超站中隊長全部被查后，二郎路治超站四名中隊長先后兩次集中商定對策，并形成一致意見：就說平時只收煙酒，不收購物卡和現(xiàn)金，談話時不說領導不說隊員，自己扛著，調查組調查時他們態(tài)度堅決、實施頑強抵抗策略。

同時，他們也分頭向車老板等人打招呼，告訴他們調查組調查時盡量不要說或者少說，在送錢的數(shù)量上和送錢的次數(shù)上要少說或者說含糊一點等，并充分發(fā)揮人脈關系，企圖以攻守同盟，逃避懲處。

狐貍，再怎么狡猾，都是獵人弓下的獵物。

攻守同盟，也掩蓋不了背后的累累丑行和罪惡。

拒腐防線一旦決口，貪欲就如決堤的洪水猛獸般一發(fā)不可收拾，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監(jiān)督和教育，把紀律和規(guī)矩挺在前面，強化紀律規(guī)矩意識，時不可待。抓早抓小，問責處理關口前移，才能讓腐敗案件少發(fā)生，不發(fā)生。